归途祭（1/2）

江倩兮第一次坐上那辆201次夜班车，是二〇一七年腊月二十四。她在省城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加班到小年夜才放假，火车票早没了，飞机票贵得离谱，只能去长途客运站碰运气。她在售票窗口前站了四十分钟，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买到票走了，轮到她的时候，售票员翻了翻票夹，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皱巴巴的车票递给她，“201次，竹坪镇，末班车。”江倩兮接过票，上面印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发车时间——二十三点五十分。她问怎么这么晚，售票员已经拉下了玻璃窗。

候车大厅空荡荡的，日光灯管坏了一半，昏黄的光照着灰白色的水磨石地面，像覆了一层旧霜。检票口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老头，歪着头打瞌睡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江倩兮拖着行李箱走过去，把票递给他。老头眯着眼看了看，拿起检票钳“咔”地打了一个孔，然后指了指外面，“四号站台。”她到的时候，那辆大巴已经停在那里了。车身是暗绿色的，漆面斑驳，后视镜上系着一根红布条，被风吹得缠在镜架上，像一条绞紧的带子。车门开着，车厢里亮着昏黄的灯，没有乘客，只有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裹着军大衣的男人，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，看不见五官。她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背包抱在怀里，车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脸，苍白、模糊。

发车的时候，司机上来了。他穿着藏蓝色的夹克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拉开车门带进一股潮湿的、混着柴油味的冷风。他没有清点人数，没有说任何话，只是放下手刹，车子便滑出了站台。江倩兮看了一眼手机，二十三点五十一分。大巴穿过城区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光晕在车窗上拖出一道一道橘黄色的尾巴。她靠着座椅，在引擎的低频轰鸣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
她是被一阵冷风吹醒的。车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道缝，夜风从缝隙里灌进来，冰凉刺骨。她伸手去关窗，手指碰到车窗摇把的一瞬间，她看见了外面——不是城市，不是高速公路，是一条她从未见过的山路。路很窄，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，两边是密密的竹林，竹竿在车灯的照射下泛着青白色的光，一节一节地往后退，像无数根竖起来的骨头。她猛地坐直了身体，扭头看向前方，挡风玻璃外面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，只有车灯切出的那一片灰白色的路面，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。这不是回竹坪的路。

竹坪在川南丘陵地带，周围是缓坡和农田，没有这样的深山，没有这样的竹林。这条路，她从未走过。

“师傅，这是去竹坪的路吗？”她提高了声音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的脸被仪表盘的微光映得半明半暗，那道从眉骨一直延伸到颧骨的疤痕在光线下像一条蜈蚣。她从未见过这个人。

坐在前排的一个老人转过头来。他的脸很老，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浑浊，嘴唇翕动了两下，发出一种像砂纸摩擦木头的声音。“这是老路，快些。那边的桥断了，过不去。”江倩兮想问哪座桥断了，又想问为什么她不知道那条桥断了。可老人已经转回去了，只剩下一个佝偻的、缩在棉袄里的背影。她掏出手机，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没有信号。一格都没有。她打开地图，定位显示他们正沿着一条没有标注名称的无名道路往竹坪方向移动，路线上没有任何地标、没有任何地名，只有一条灰白色的细线，像一条蛇，蜿蜒在空白的底图上。她把手机贴在车窗玻璃上，试图搜到一丝信号，屏幕上的信号图标始终是空的。她低头翻看通讯录，手指在“妈妈”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没有拨出去。

窗外的竹林越来越密，竹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窄，有些地方几乎要贴着车身。那些青白色的竹节在灯光里飞速后退，她盯久了觉得那不是竹节，是一张一张的脸，面无表情地从车窗外掠过，又像是无数只半睁半闭的眼睛，在黑暗中注视着这辆孤零零的大巴。

车子忽然减速了。不是正常的减速，是那种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拽住的、吃力的、勉强维持着的减速。引擎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，车身抖了一下，然后缓缓停了下来。车门打开了。

没有人上车。江倩兮伸长脖子往车门的方向看，只能看见车灯照出的那一小片空地，空地上什么都没有。大概过了一分钟，车门关了，车子继续往前开。她问坐在前面的老人，“刚才有人上车吗？”老人没有回头，只是摇了摇头。他的后脑勺上有一道深深的沟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切过。

她坐回去，把背包抱得更紧了。车厢里很静，没有鼾声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座椅咯吱咯吱的响声，连引擎的轰鸣都变得模糊了，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。那个穿军大衣的男人还在打鼾，他的鼾声粗重、拖沓，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在艰难地运转。她侧过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的脸依旧藏在领子里，只露出额头和眼睛。眼睛是睁着的，直直地看着前方，一眨不眨。她的后背爬上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
大巴在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。车门打开，上来一个老太太。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——不，不是藏蓝色，是那种被洗了太多次、褪了色的、发灰发白的蓝，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，鞋底沾着红泥。她挎着一个竹篮子，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印花布，布角被风吹起来的时候，江倩兮看见了篮子里的东西——不是菜，不是果子，是一沓整整齐齐的黄纸。那种纸她认识，是给死人烧的纸钱。老太太没有买票，直接在司机身后的那个空位坐了下来，动作很自然，像是坐了一辈子的老座位。

江倩兮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那个佝偻的、微微向左倾斜的姿态，那个把篮子放在脚边、双手搁在膝盖上的坐姿，像极了她外婆。可她外婆死了十几年了。她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老太太的头已经歪靠在座椅上了，像是在打盹。车子开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又停了。这次上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长发披肩，拖着一个行李箱。她把箱子塞进座位底下，在过道另一侧的座位上坐下来，掏出手机，屏幕的光照亮了她的脸。那是一张很普通的脸，五官端正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可是江倩兮多看了她两眼。

车子不断停靠，不断有人上车。有的是一个人，有的是两个人。有的是老年人，有的是中年人，有一个是穿着校服的少女，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，脸上还带着没来得及褪去的稚气。他们上车之后都很安静，不说话，不打手机，也不看窗外。他们只是坐在那里，像一尊一尊被固定在座位上的蜡像。

江倩兮数了一下，连她在内，车厢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。这趟末班车，生意好得不正常。她留心观察这些人的脸，想从他们的表情里找到一些线索，可所有人的脸都笼罩在一种灰白色的、像雾气一样的东西里，五官模糊，她看不清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凑近了一些看，还是看不清。那层雾气不是从外面飘进来的，是从那些人的皮肤里渗出来的，像冷藏柜里的冻肉被拿到常温下放置太久之后表面凝结的那层水霜。

她又看了一眼手机，仍然没有信号。时间显示凌晨两点十七分，可窗外的天已经灰蒙蒙的了，像黎明之前的那种灰。她搞不懂是因为这片林子上空盖着厚重的云层，还是他们已经在这条没有名字的路上开了太久，久到她以为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开了一辈子。

大巴最后一次停下来的时候，车门打开很久，没有人上车。车门就那么敞着，夜风灌进来，吹得车厢里的窗帘猎猎作响，吹得那些蓝印花布的边角翻起来。她看着那个老太太挎着篮子走下车的背影——那个瘦削的、微微向左倾斜的背影，忽然认出了她。那是外婆。不是长得像外婆，就是外婆。那个背影，那种走路的方式，那件洗了太多次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的褪色棉袄，是她外婆的。外婆在她上初三那年死了，肺癌，在医院里走的，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她握着外婆的手，那只手冰凉冰凉。此刻她坐在一辆不知道开往哪里的大巴上，看着她外婆走下车的背影，腿软得像灌了铅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她想喊，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发不出声。

车里的人开始陆续下车。那个穿军大衣的男人、那个坐在前排的老人、那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年轻女人、那个背书包的少女，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，默默地走向车门。每个人下车之前，都会在车门处停一下，回过头，朝车厢深处看一眼。江倩兮不知道他们在看谁，也许是在看她，也许不是。那些人的脸在回头的那一瞬间忽然变得清晰了，不是模糊的、被雾气笼罩的轮廓，是清晰的、立体的、每一道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脸。那些脸，她全都不认识。

一个老太太走在最后。她的脸在雾气里渐渐清晰——高颧骨，深眼窝，嘴唇很薄，抿成一条线，眉心有一颗痣。那张脸，不是外婆的脸。是另一张脸，一个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。老太太停下来了，从车上拖着一样东西，装在一个麻袋里的、沉甸甸的东西。它砸在路面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、湿漉漉的闷响。麻袋口渗出一摊暗黑色的液体。

车门关了。车厢里只剩江倩兮一个人。她不知道那些人去了哪里，不知道那条路通到哪里，不知道这辆车还要开多久。她只知道，她想回家。

她以为天快亮了，她以为这条路总有尽头。车窗外的光越来越亮，不是黎明的光，是那种灰白色的、像旧黑白电视雪花屏一样的、没有温度的光。光线从窗外涌进来，照得车厢里每一个角落都无所遁形。那些空着的座位上，那些椅背上，那些被无数人坐过的座套上，到处都是深色的、洗不掉的渍迹。她看见前排座椅的靠背上挂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半块吃剩的面包，已经长满了灰绿色的霉斑。她看见座位底下的缝隙里塞着一个奶瓶，奶瓶里的奶已经干了，结成一层淡黄色的痂。她看见车窗玻璃上贴着几张褪色的贴纸，印着卡通图案，一个笑脸，一颗星星。

这辆车曾经载过很多人。那些人从哪里上车，又在哪里下车？那些人有没有像她一样，在某个深夜坐上这趟末班车，稀里糊涂地被拉到这条没有名字的路上？那些人下车之后去了哪里？那些散落在座位上的行李，那些吃剩的食物，那些被遗落在缝隙里的小物件，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们带走？那些座位被擦得很干净，干净得像从来没有被人坐过。

她站起来，走到司机身后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她，那道疤痕在他的脸上像一条蚯蚓，在仪表盘的微光里缓缓蠕动。

“这是201次车吗？”

司机点了点头。

“终点是竹坪吗？”

司机又点了点头。

“你告诉我在哪，我自己走回去。”

司机看着她，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发出一声极轻极短的叹息，像风声，像漏气的皮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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